静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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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是我们共读此书的第36天：第二十四章（3）阿米尔在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申请把索拉博带回美国，但被大使安德鲁回绝了，但他给了阿米尔一个律师的名片，这是仅存的希望……欢迎收听！点亮文末的“在看”，分享给大家朗读：李静摘录：拨到第四次，电话终于接通了。铃声响了三次，她接起电话。“喂？”当时在伊斯兰堡是晚上7点半，加利福尼亚那边差不多是早晨这个时间。那意味着索拉雅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，在为去上课做准备。“是我，”我说。我坐在自己的床上，看着索拉博睡觉。“阿米尔！”她几乎是尖叫，“你还好吗？你在哪儿？”“我在巴基斯坦。”“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来？我担心得都生病了！我妈妈每天祷告，还许愿！”“我很抱歉没打电话。我现在没事了。”我曾经跟她说我会离开一个星期，也许两个星期，但我离开将近一个月了。我微笑。“跟雅米拉阿姨说不要再杀羊了。”“你说‘没事’是什么意思？你的声音怎么回事？”“现在别担心这个。我没事，真的。索拉雅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，一个我早就该告诉你的故事，但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。”“什么事？”她放低声音说，语气谨慎一些了。“我不会一个人回家。我会带着一个小男孩。”我顿了顿，说，“我想我们要收养他。”“什么？”我看看时间：“这张该死的电话卡还剩下四十七分钟，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。找个地方坐下。”我听见椅脚匆匆拖过木地板的声音。“说吧。”她说。然后我做了结婚十五年来没做过的事：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。一切事情。我很多次设想过这一刻，害怕这一刻，可是，我说了，我感到胸口有些东西涌起来。我觉得就在提亲那夜，索拉雅跟我说起她的过去，也体验过某种非常相似的感觉。但这一次，说故事的人是我，她在哭泣。“你怎么想？”我说。“我不知道该怎么想，阿米尔。你一下子告诉我太多了。”“我知道。”我听见她擦鼻子的声音。“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：你必须把他带回家。我要你这么做。”“你确定吗？”我说，闭上双眼，微笑起来。“我确定吗？”她说，“阿米尔，他是你的侄儿，你的家人，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儿。我当然确定，你不能任他流落街头。”她停顿了一会，“他性子怎样？”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：“他很可爱，很严肃那种。”“谁能怪他呢？”她说，“我想见到他，阿米尔。我真的想。”“索拉雅？”“嗯。”“我爱你。”“我也爱你。”她说。我听得见她话里的笑意，“小心点。”“我会的。还有，别告诉你父母他是谁。如果他们想知道，应该让我来说。”“好的。”我们挂上电话。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修剪齐整，点缀着一圈圈花儿，四周是挺直的篱笆。房子本身跟伊斯兰堡很多建筑很相像：白色的平房。我们穿过几个街区，到达那儿，三个不同的安检人员搜我的身，因为我下巴缝着的线弄响了金属探测器。我们最终从热浪中走进去，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，好像冰水泼在脸上。接待室的秘书是个五十来岁的金发妇女，脸庞瘦削。我自报家门，她微微一笑。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闲裤——她是我数个星期来见到的第一个没有穿着蒙脸长袍或者棉袍的女人。她在预约单上查找我的名字，用铅笔带橡皮擦那头敲着办公桌。她找到我的名字，让我坐下。“你们想来杯柠檬汁吗？”她问。“我不要，谢谢。”“你儿子要吗？”“什么？”“那个英俊的小绅士，”她说，朝索拉博笑着。“哦，好的，谢谢你。”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，就在接待柜台对面，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国国旗。索拉博从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杂志。他翻阅着，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片。“怎么啦？”索拉博说。“什么？”“你在微笑。”“我在想着你的事情呢。”我说。他露出紧张的微笑。挑起另外一本杂志，还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。“别害怕。”我碰碰他的手臂说，“这些人很友善，放松点。”我自己才应该听从这个建议。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动身子，解开鞋带，又系上。秘书将一大杯混有冰块的柠檬汁放在咖啡桌上。“请用。”索拉博羞涩一笑。“非常谢谢。”他用英语说，听起来像“灰常歇歇。”他跟我说过，他只懂得这句英语，还有“祝你今天愉快”。她笑起来：“别客气。”她走回办公桌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响。“祝你今天愉快。”索拉博说。雷蒙德·安德鲁个子不高，手掌很小，指甲修剪得很好，无名指上戴着结婚戒指。他草草和我握手，感觉像捏着一只麻雀。这是一双掌握我们命运的手，我想。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。一张《悲惨世界》的海报钉在安德鲁身后的墙壁上，挨着一张美国地形图。阳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。“吸烟吗？”他问，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来，他低沉洪亮的声音显得十分古怪。“不，谢谢。”我说。安德鲁甚至都没看索拉博一眼，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也没看着我，但我不在乎。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，从半包烟里面抽出一根点上。他还从同一个抽屉拿起一瓶液体，一边涂抹在手上，一边看窗台上的番茄藤，香烟斜斜吊在他嘴角。然后他关上抽屉，把手肘放在办公桌上，呼出一口气。“好了，”他说，在烟雾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，“告诉我你的故事。”我感觉就像冉·阿让坐在沙威[3]对面。我提醒自己，我如今在美国的领地上，这个家伙跟我是一边的，他领薪水，就为了帮助我这样的人。“我想收养这个孩子，将他带回美国。”我说。“告诉我你的故事。”他重复说，用食指把烟灰在整洁的办公桌上压碎，将其扫进烟灰缸。我把跟索拉雅通电话之后编好的故事告诉他。我前往阿富汗，带回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。我发现这个孩子处境堪忧，在恤孤院中浪费生命。我给恤孤院的负责人一笔钱，将孩子带出来。接着我把他带到巴基斯坦。“你算是这个孩子的伯伯？”“是的。”他看看表，侧身转向窗台上的番茄藤，“有人能证明吗？”“有的，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”他转向我，点点头。我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他的想法，但一无所获。我在想他这双小手有没有玩过扑克。“我想，把下巴缝成这样，该不是最近时兴的证词吧。”他说。我们麻烦了，索拉博和我，我顿时明白。我告诉他我在白沙瓦被抢了。“当然，”他说，清清喉咙，“你是穆斯林吗？”“是的。”“虔诚吗？”“是的。”实际上，我都不记得上次把头磕在地上祷告是什么时候。然后我想起来了：阿曼尼大夫给爸爸看病那天。我跪在祈祷毯上，想起的却只有几段课堂上学到的经文。“对你的事情有点帮助，但起不了太大作用。”他说，作势在他那蓬松的头发上搔痒。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问。我拉起索拉博的手，扣着他的手指。索拉博不安地看着我和安德鲁。“有个长的答案，到了最后我会告诉你。你想先听个短的吗？”“说吧。”我说。安德鲁将香烟掐灭，抿着嘴，“放弃吧。”“什么？”“你提出的收养这个孩子的请求。放弃吧。那是我给你的建议。”“知道了。”我说，“现在，也许你可以告诉我原因了。”“那就是说你想听长的答案了？”他语气冷淡地说，对我不快的语气无动于衷。他合起手掌，似乎他正跪在圣母面前。“让我们假设你告诉我的故事是真的，不过我非常怀疑它是假的，或者省略掉一大部分。告诉你一声，我不关心。你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，这才是要紧的事情。即使这样，你的请求面临着明显的障碍，更何况这个孩子并非孤儿。”“他当然是。”“从法律上来讲他不是。”“他的父母在街上被处决了，邻居都看到。”我说，为我们用英语交谈而高兴。“你有死亡证明吗？”“死亡证明？我们在说的是阿富汗，很多人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。”他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，“先生，法律不是我制定的。你生气也没用，你还是得证明他的父母确实去世了。这个男孩必须让法律承认他是孤儿。”“可是……”“你想要长的答案，我现在正给你呢。你的下一个问题是，你需要这个孩子出生国的合作。现在，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，这也很难，还有，引用你说过的，我们在谈论的是阿富汗。我们在喀布尔没有大使馆。这使事情极端复杂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”“你在说什么？我应该将他扔到街头上吗？”我说。“我可没那么说。”“他受过性虐待。”我说，想起索拉博脚踝上的铃铛，他眼睛上的眼影。“听到这个我很抱歉，”安德鲁张口说，不过他望着我的样子，好像我们一直在谈论天气，“但那不会让移民局给这个小男孩放发签证。”“你在说什么？”“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想帮忙，可以捐钱给可靠的慈善组织，或者去难民营当义工。但在现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们非常不赞成美国公民收养阿富汗儿童。”我站起来。“走吧，索拉博。”我用法尔西语说。索拉博倚着我，头靠在我的臀部上。我想起那张宝丽来照片，他和哈桑就这样站着。“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，安德鲁先生？”“可以。”“你有孩子吗？”这下，他第一次眨眼了。“嗯，你有吗？随便问问而已。”他默默无语。“我这么认为，”我说，拉起索拉博的手，“他们应该找个知道想要孩子是什么感觉的人坐你的位置。”我转身离开，索拉博跟着我。“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安德鲁喊道。“说吧。”“你承诺过这个孩子带他回家吗？”“要是有又怎样？”他摇摇头，“真是危险的事情，给孩子承诺。”他叹气，又打开抽屉，“你真想要这么做？”他说，翻着文件。“我真的想这么做。”他抽出一张名片：“那么我建议你找个优秀的移民律师。奥马尔·费萨尔在伊斯兰堡工作，你可以跟他说我让你去找他。”我从他那里拿过名片。“谢谢。”我低声说。“祝你好运。”他说。我们走出房间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安德鲁站在长方形的阳光中，茫然地望着窗外，双手将那盆番茄藤转到阳光下，慈爱地拍打着。“保重。”我们走过秘书的办公桌时她说。“你老板应该礼貌一些。”我说。我以为她会转动眼珠，也许点头说“我知道，每个人都那么说”，诸如此类。相反的是，她降低声音：“可怜的雷，自从他女儿死后，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”我扬起眉头。“自杀。”她说。在回旅馆的出租车上，索拉博头靠车窗，望着栋栋后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胶树。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，擦干净，又模糊了。我等待他问起会谈的情况，但他没问。点击菜单栏“读书会”可